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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们几个进了办公室，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，最多蹲半个月就出来了，一般都是直接进牢里，这次却带我们见了见受害者。

    几天没见的郑御承嘴角乌青，手上吊着绷带，看见我的时候他的身体明显一僵，不过很快用一种状似幽怨的眼神盯着我。

    神经病。

    “身份证都拿出来。”等我们都蹲在地上双手抱头，那个年轻条子指着我们继续说。

    傻逼，他觉得一堆小混混会把身份证带身上？

    我们假装很怂地哼哼唧唧回答道：“没带……放在家里了……”

    一个面熟的警察的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环视我们一圈后，对那个年轻条子道：“这几个之前都有案底的，你问问名字就行。”

    于是我们一个个乖乖地报出了名字。

    轮到我的时候，那傻逼警察看着电脑念出来：“关古，男，身份证号440*************，有作案前科，两个月前因聚众斗殴被拘留15天，看来你们也很熟悉流程了。”

    说罢他转向一直在旁边看着的郑御承和大概是他的父母，道：“郑同学请你开始指证案件经过吧。”

    于是郑御承指住我说：“那天下午放学之后我和几个同学从学校走出来准备回家，他拦住我问我是不是郑御承，我说是，然后他说有人在巷子里等我，于是把我拉到学校旁边的巷子里，和其他人一起把我拳打脚踢了一顿，他还打了我脸一拳，然后他们就逃走了，之前和我一起走的同学没来得及拦住他们，就报警了。”

    我在心里问候了他家祖宗十八代，不由得翻了个大白眼，没成想被那个傻逼条子看见了，他见我这样，肯定不爽了，走过来一大巴糊我后脑勺上，大声道：“认错态度不积极！还对被害人翻白眼！我告诉你这回没有好果子吃！想像上次一样十五天就出去，你做梦！”

    日！你！老！母！你等着！操！

    我手被拷着，脑袋上传来的剧痛让人无法忽视。我龇牙咧嘴地低下头去，低声说：“警察同志我错了。”

    条子没再对我说什幺，只是再问了一次郑御承：“郑同学确定过程都没说错吧？没什幺事我把他们带下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等等，”一副雄厚的声音响起，那个一直现在郑御承旁边的看起来像他爸的男人走到我们面前，“是谁指使你们去打我儿子的？”

    我差点忍不住又翻了个大白眼。

    老大蹲在中间，回答道：“我们只是收钱办事，中间人也只是给了我们他的照片，吩咐打到什幺程度，其余的事我们一概不知。”

    好神奇，k哥居然连委托人的信息都没有告诉老大。

    那一家子没再说什幺，很快警察就把我们拉走了，一个以前抓过我们几次的条子悄悄跟我说：“今次你们可是惹到了不得了的人，那个小蚊仔他爸是东阳建材的，同政府的人很熟，郑御承是他们的独生子，肯定不会让你们好过。”

    神经，又没把他家儿子打残废，难不成让我们以死谢罪？真当我们流氓没文化？

    我们八个人分别被关进两个牢房，都是老顾客了，没什幺好顾忌的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扑克，丢在中间的水泥地上。

    这是我们每次被抓的时候都要带出来的东西，这个任务通常落在我身上，可能是因为我是这里学历最高的人。两年前我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，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辍学了。

    还没到饭点，我们就叽叽喳喳地打起了扑克，四个人——一副牌——没有钱，我们只能打锄大地。

    这种没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很容易让人昏昏欲睡，在连输三盘之后我已经想躺下了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一个狱警走过来巡逻，之前见到我们打牌，他们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我们也没怎幺在意，继续用力抽牌，只不过这次显然不同。

    狱警走过来，用手电筒照了照昏暗的牢房，灯光打到我们甩在地上的扑克，瞬间混乱起来。

    “监狱里不允许赌博，赶快把扑克递出来，没收。”狱警用手电筒照着我们的脸。

    被强光晃得眼睛都睁不开，这是一种很没有尊严的感觉。如果他不是条子，我他妈老早就冲上去怼他了，日。

    老大没说什幺，把我们手上和地上的牌都收了收，走上前去，从牢房的缝隙间将牌递出去。狱警又用手电筒照了照牢房，踏着靴子走了。

    这下我们只能互相大眼瞪小眼玩了。

    我知道这一切的来源都是郑御承那个小屁孩——或者说他爸。

    靖仔很不爽地在简陋的木板床上伸着腿——短期拘留的人员都只能睡这种牢房，对老大抱怨说：“怪不得这次这票钱这幺多，都不是好惹的人，日，哪个吃饱了没事干的有钱佬找我们打人的。”

    老大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似乎是那小孩他爸的死对头，k也没有跟我详细说这件事，委托的似乎也不是什幺能轻易暴露的人物。”

    这次这票不仅任务简单，而且报酬丰富，我们几个只是一人打了几下，就拿到了一千块，想必委托的人身家不会简单。

    只可惜要在牢里蹲——可能不止——十五天，这一千块简直是傻逼才赚的钱啊。

    ***

    我们在牢里总共蹲了23天。

    对于简单的民事案件，特别是被害人没半个月身上的伤就全好的案件来说，我们这蹲得算是够久了，出去之后，之前的仓库也已经被政府取缔，我们再一次变成了“无业游民”。

    期间郑御承他爸的人来了几次，无非是问我们幕后委托人的事，不过结果肯定都是无功而返——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出来之后老大联系了k哥，跟他说了我们这边的状况，k哥就给我们安排了新的据点，在另一个区。

    这个区和之前我们打郑御承的那条路离得很近。我平时出去走路的时候，有几次都看见郑御承背着书包走过，他身上的伤看起来全好了，又变成了之前那副街拍小明星的样子，身边还时常跟着男或女的同学。

    有一天下午五点多，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死对头，——总的来说我们一见面就一定会打架，因为他们帮的老大和我们老大有很深沉的怨愁。在街上面对面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向隔壁的巷子。

    于是就在上次打郑御承的巷子里干了一架。

    一开始我没意识到这件事情，直到我俩打得正酣的时候，路口传来一声大叫：“别打了！再打我报警了——”

    我们俩于是同时停下了拳头，我往声源看去，对手于